春季的北平，微风吹拂着带点沙尘的空气，透过鲁迅书房的窗子，传来了男低音与女高音交织的笑声。许广平那清脆的嗓音带着一丝挑衅：“密斯许呀密斯许，你真是一匹‘害群之马’！”
“先生此言差矣……”许广平刚刚整理好她那一头黑亮短发，正准备据理力争，房门却突然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随即，蜡黄脸的朱安端着托盘，踩着小脚迈进了门槛。
“吃茶，吃茶。”她那浓重的绍兴口音让话语中的每个音节都显得尤为拖长。
鲁迅的目光转向窗外，他望着院子里两棵亲手栽种的枣树，陷入了沉思。而许广平则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向朱安点了点头表示谢意。
展开剩余81%然而，朱安离开房间的瞬间，许广平和鲁迅都没注意到，朱安那一贯平静的眼神瞬间变得充满了愤怒与怨毒。许广平的存在在朱安心中已经种下了不安的种子，特别是当她看到鲁老太太那张一贯温和的脸时，心中的不满暂时得到了些许缓解。她默默想着：“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她本以为自己猜得不错，毕竟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构建的新家意味着她无法挑战北平这个家中的“女主”地位。
但朱安的心情并未因此平静，反而，她对许广平的日渐亲近充满了无声的警惕。她暗地里开始担心鲁迅会将许广平“扶正”，甚至开始让人传递口信，话里话外都带着希望鲁迅能“大度”地接纳许广平作为“二夫人”。
但朱安固守的旧式思维，却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认同。他们觉得这种对名分的执着有些过时甚至可笑。
就在朱安努力想要将许广平压下去时，意外的消息让她的心情顿时跌入谷底——许广平怀孕了！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了朱安。她本以为无论许广平再得宠，终究还是个没有名分的妾，然而一旦怀了孕，她很可能借着孩子的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可能一跃成为“二夫人”。
气愤之下，朱安将这种情绪传递给了婆婆鲁老太太。没想到，一向偏袒她的鲁老太太此时并未站在她这一边，而是出人意料地反问：“你为什么不自己养个儿子呢？”
这一句话犹如重锤击打在朱安的心上，她愤愤不平地说道：“大先生一年到头都不与我说话，怎么可能生儿子呢？”
鲁老太太对此并未作声。事实上，朱安从未真正拥有过鲁迅的宠爱，鲁迅和她的婚姻关系几乎处于一种形式化的状态，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她自身的身体状况。周作人曾透露，朱安患有侏儒症，身高仅1.4米，这也导致了她无法怀孕。再加上她21岁依然未能找到婆家这一点，周作人所说的话可见有着一定的可信度。
而对于朱安来说，鲁迅的冷漠无疑是她心头的痛。然而，真相却是朱家在提亲时隐瞒了朱安的种种缺陷，尤其是她无法生育这一事实，这无疑有骗婚的嫌疑。
朱安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委屈，她对鲁迅说：“我就像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虽然慢，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端。可现在，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再怎么待他好，都是无用的。”
然而，许广平生了个男孩后，朱安又有了几分喜悦。在她的想法里，许广平并无名分，孩子终究会过继到自己名下，将来自己死后，总不会没有人来为自己摔瓦盆。她有些莫名其妙地为自己感到了一丝安慰。
1936年，鲁迅去世时，朱安的心态依旧没有改变。她哭着收拾行李，准备去上海主持鲁迅的葬礼。在她看来，这样的重要场合，必须由“大太太”来出面才有面子。
然而，由于她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甚至连字都不识，她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深感无奈。
鲁迅去世后不久，朱安对许广平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曾经的炫耀和挑衅变成了极力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与婆婆的生活费如今都依赖于许广平。而这个事实让她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屈辱——毕竟，她也曾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到了1941年年末，许广平的汇款与来信突然中断，北平的婆媳两人日渐贫困，只能靠周作人每月的50元生活。这个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临终前，鲁老太太曾经向周作人提出要求，把每月的生活费转交给朱安。周作人对此十分不情愿，但也只能履行这个义务，虽说他与鲁迅关系疏远，心中始终有些不快。
朱安对此心情复杂，她曾说：“每月拿他一百五十元，我的眼泪总是往肚里咽。”尽管如此，她依然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
周作人又提议她卖掉鲁迅的藏书，可问题是，这一举动是否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尚不可知，卖掉书之后她的日子依然难以为继。
这时，周作人与朱安共同的计划目标越来越明显——他们想通过卖书的消息引起许广平的注意，因为只有许广平才会把鲁迅的所有遗物视为珍宝。
而许广平确实在意鲁迅的遗物，毕竟她曾与鲁迅有过深厚的情感。于是她写信表示不希望书籍被卖掉，并解释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才未能及时接济朱安。
但许广平此时的困难也同样不容忽视。她刚从日本宪兵的毒打中逃脱，身体极度虚弱，经济拮据，根本无法像朱安所期待的那样供她生活。毕竟，许广平和她的家早已没有多余的钱财，而朱安所说的“生活费”在她看来也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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